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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本位的建立条件

上传时间:2019-05-11阅读次数: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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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使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了银本位的确立。 简介

  在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下,白银成为本位货币的物质前提是国内市场白银存量足够满足流通之需。在西方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金银铸币就已广为流通。而在中国,虽然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铸行了白金币, 但白银一直未能摆脱辅币地位,甚或主要用于贮藏。自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币制以来,外圆内方的铜币历经朝代更迭,盘踞本位货币宝座长达一千多年。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中国金银矿藏相对贫乏。根据明、清史籍所载银课收入数字计算,自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来百余年间,中国白银年产量一直徘徊在10万两左右,清代前期约20万两左右,较之美洲、日本、 欧洲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而且我国银矿品位不高,开采往往得不偿失。据全汉升统计,明代中国银矿含银量在0.003%-12.5%之间,一般在1%以下;而同期秘鲁波托西银矿含银量为50%,新西班牙银矿含银量为5%-25%。《明史·食货志·坑治》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嘉靖二十五年(即西历1546年)七月命采矿,自十月至三十六年,委员四十余,防兵千一百八十人,约费三万余金,得矿银二万八千五百,得不偿失。”梁方仲就此指出:“中国向来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自近代与欧洲各国通商以来,银的供给,大部分依赖外国的来源;本国产量,殊不重要。”

  不仅如此,自唐宋以来,“钱荒”的记载不绝于史,流通中货币不足成为长期制约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补钱币之不足,政府只得以谷、帛等其它商品充当流通媒介,实际上实行了钱币、谷帛的平行本位制,金银主要用于贮藏。本质上并不适宜充当货币的谷帛长期与钱币并行,即使在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唐朝鼎盛年代也是如此,重要原因就是金属货币短缺。但由于钱重物轻,民间交易优先使用钱币,政府又不得不出面强制推广代用货币。仅在唐朝,开元二十年(732 年)和二十二年(734年)、德宗贞元二十年(804 年)、 宪宗元和六年(811年)、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和八年曾先后多次下诏禁止交易只用钱币。宋朝则三令五申,并在边境设卡,严禁铜钱外流。宋代纸币制度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克服硬币不足的困难,满足商品流通的客观需要。元代虽然名义上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但从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发行至元宝钞以来就一直使用不兑现纸币,实行了全世界第一个纸币本位制度。然而古代纸币制度终因其内在的通货膨胀倾向而在元末崩溃,明太祖虽发行了大明宝钞,但不久就名存实亡。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商品生产和交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钱荒有增无减,对大宗交易所需的高价值交易媒介--白银需求增长则更快。因铸钱铜料不敷使用,明政府不仅数次下令销毁民间铜器铸钱,南京太仆寺甚至将大内旧铜器47万余斤也用于铸钱,并允许将前朝旧钱投入流通。罗掘至此,明初至万历初200年间铸钱数量也仅有1000万贯, 而北宋除开国初期每年铸钱少于100万贯外,百余年间每年铸钱都在100 万贯以上, 熙宁六年(1073年)后每年铸钱竟达600万贯。商品经济发展与钱币短缺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形成的通货紧缩效应严重阻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白银源源流入中国,消除了国内银矿资源贫乏的制约,使这一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直至明初,中外贸易仍以奢侈品为主。自南宋以来,中国大量购买海外珍宝、香料、药材,造成长期贸易逆差,金、银、铜钱大量外流,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历朝均严禁金属出口,但效力不大。西人东来后,中国日用消费品获得了广阔的新市场,中国对外贸易商品构成发生本质变化,国际收支随之逆转。

  至晚明时,较之中国,欧洲在火器、钟表、“打簧器”、呢绒、船舶、玻璃等生产部门已占优势;但在国际市场需求量最大的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商品则拥有千百年间发展起来的精湛工艺,质量优良,风靡欧、美和日本市场。此外,部分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部分由于宋明之间中国白银需求增长一直快于供给增长,明代白银购买力相当于宋、元时期的两倍。而美、欧正处于“价格革命”时期,导致中国商品以白银为计量单位所表示的相对价格极为低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大的价格优势。当时墨西哥市场上中国丝织品价格是西班牙同类产品的1/3,在秘鲁是1/9,在东南亚是荷兰同类产品的1/3,在欧洲是欧洲产品的1/4-1/3。墨西哥市场欧洲麻织品几乎比中国同类产品贵8倍。1621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价格采购一批台湾生丝, 运到欧洲市场后售价为每磅16.8盾,毛利率达320%。

  由于欧洲商品难以与价廉物美的中国货竞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来跻身对华贸易的荷兰人、英国人都不得不用硬币购买中国商品,巨额对外贸易顺差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鸦片贸易兴起前夕。自阿卡普尔科返航马尼拉的大商帆运载的主要是用以购买中国货物的白银。西属美洲流往马尼拉的白银开始每年约100万比索,后来达200-300万比索,有时甚至超过400万比索。1571-1821年间, 输入马尼拉的美洲白银共计4亿比索之多,其中绝大部分(亦有1/2、1/4之说)又转输中国。有些外国学者则估计美洲白银总产量的1/3-1/2都流入了中国。此外,还有部分输入欧洲的美洲白银通过贸易转运澳门,然后流入中国内地。中外历史文献中有关美洲白银流入中国的记载比比皆是。W. L. Schurz在《马尼拉大商帆》中记载,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国商人把从新西班牙运来的白银几乎全部运走了;一位西班牙海军上将则惊叹道:“中国国王能用来自秘鲁的银条修建一座宫殿。”仅1631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达1400万两,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内中国官银矿总产量的2.1倍,是万历年间明朝国库岁入的3.8倍。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数量之大,一度使欧洲贵金属输入量锐减。美国经济史学家汉密尔顿就曾指出,与1591-1600年间相比,1641-1650年间美洲黄金输入欧洲数量减少92%,白银减少61%,这一减少与中国--美洲贸易扩大有关。由于美洲白银通过菲律宾大量流入中国,17 世纪上半期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议放弃菲律宾殖民地。

  流入中国的海外白银另一个主要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不仅用白银购买中国货物,而且用白银交换中国钱币。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年代早于美洲白银,流入途径有民间走私贸易和葡萄牙人开展的转口贸易两途。有明一代,中日关系一直谈不上热络,倭患频仍和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更使两国关系落到冰点以下,明廷因而将对日贸易悬为厉禁,隆庆元年重开海禁时仍将日本排除在外。然而,商人的趋利本性最终使这种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纸虚文,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成为中日直接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西班牙人征服菲律宾之前的嘉靖年间,正当中国白银需求日增之际,中日走私贸易已经使不少日本白银流入中国。尽管如此,中日直接贸易毕竟因为明廷的禁令而受到很大制约。与明廷和日本沿海各大名均有良好关系的葡萄牙人遂乘虚而入,利用中日两国给予的优惠待遇,在中日贸易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就主动招引日本人赴广东方面贸易,最终建立了以澳门和长崎为轴心的葡日贸易网络。中国学者全汉升、李龙华估计,16世纪最后25年间,日本生产的白银半数外流,其中大部分为葡萄牙商人运走,每年数量达50-60万两;到17世纪前30年,每年运出100多万两,有时高达200-300万两。 葡萄牙历史学家在17世纪初估计葡萄牙大商帆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价值超过100 万金币。而根据日本学者新井白石调查,仅庆长六年至正保四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清顺治四年,西历1601-1647年)的47 年间, 日本白银输出总量即达7480余万两,大半输入中国。日本白银外流中国数量之大,使日本政府为之不安。为减少白银外流,日本政府于1689、1715年两度颁布法令,限制中国赴日商船数量和贸易额。

  白银流入中国,并非仅有贸易一途,欧洲人在中国、日本、欧洲之间开展的套汇业务也是一条重要渠道。16、17世纪间,中国、日本、欧洲三地金银比价存在较大差价,中国金银比价为1∶5.5-7,日本为1∶12-13,欧洲为1∶10.6-15.5,欧洲商人将日本、美洲白银输入中国套换黄金,可获利一倍以上。 在需求方面,首先出口市场的迅速扩大,使手工业发达的南直隶南部(今苏南、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又通过联锁效应进一步带动了北方和广大内地的经济发展。今日相对贫穷的赣南,当时是通往广东外贸口岸的商道,百业兴旺。对外贸易对明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直接促进作用之大,从中国商品外销与内销规模比较中可见一斑。众所周知,苏杭丝织业与松江棉织业是明代后期商品率最高、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部门,据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提供的资料,当时苏杭民间机户年产丝绸约20万匹,价值白银16万两;松江棉布运销量为2000万匹,价值白银300万两,两项合计316万两。而根据中国学者张铠计算,17世纪初,不计荷兰人经台湾输往日本、东南亚的中国商品以及葡萄牙商人运销果阿、欧洲的中国货物,每年仅直接出口菲律宾和由葡萄牙商人输往日本的中国商品价值即达白银427-487万两。

  其次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一种稳定的通货,但明政府发行的宝钞和铜钱币值都不稳定。就宝钞而言,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的宝钞,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实际价值就跌落到面值的5 %-16%,后世所发行的宝钞实际价值就更加低落。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一贯宝钞竟然只能兑换一文铜钱。就铜钱而言, 明朝中叶以后,钱法日趋紊乱,腐朽的统治集团将滥铸劣币、大钱,获取铸息作为一条搜刮人民、缓解财政危机的财路。从钱币重量上看,据叶德辉《书林清线分以下者。从成色上看, 天启年间铜钱成色由规定铜七铅三降为铜铅各半,甚至铜二三而铅砂七八。凭借这种手段,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年获利达12万两白银,铸息达60%以上,而万历以前铸息通常为20%-30%。加之私人盗铸猖獗、政府货币政策变动无常,致使宝钞和铜钱信誉都不高。隆庆初年高珙就指出:“钱法朝议夕更,迄无成说,小民恐今日得钱,而明日不用,是以愈更愈乱,愈禁愈疑。”苏州市民就曾发起席卷苏南各州县的拒用天启钱运动,持续10个月之久。海外白银源源流入,提供了一种供给随经济发展稳步增长并摆脱政府干预的稳定通货。

  白银为本位币、铜为辅币的货币体制确立后,历经明、清两朝和民国初期,直至1934年美国政府实施《购银法案》,提高银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政府被迫于1935年11月实行法币改革时方才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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